科技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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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一种力量,如一把利刃,如何向善?善是一个道德内涵宽泛的词,不好准确地定义,用它的常用对词“恶”反倒容易明了。恶就是伤害他人。谷歌在早期给自己设定的最重要一条价值观就是不作恶(Don’t be evil),坚持不做伤害用户、违背良心的事情。科技发展会带来很多负面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泄漏风险等。由于本书篇幅有限,本书聚焦于科技可能带来如下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科技成为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的手段,二是科技的发展成果只使一部分收益而把另一部分排除在外。如果能避免如上两方面的恶,我们则称之为科技向善。

某种程度上,科技向善,意味着科技塑造一种包容性的生产和分配制度。

为什么要在科技向善后面加一个问号,是因为科技向善不是历史的必然,科技成果不会自动地转化全人类的福利。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列强蓬勃发展,创造了比人类几千年来多得多的财富。然而,那只是西方的繁荣。非洲黑人被作为奴隶贩卖,亚洲的人民在殖民的残酷压榨下屈辱求生,美洲的土著则几近灭绝。科技成了一个种族压迫另一个种族的工具。即使在种族或国家内部,在工业革命早期,繁荣和财富也基本与底层民众无缘,劳工工作和条件逐步改善,也不过时工业革命后期的事情。

举三个例子, 一是苏伊士运河的例子,二是美国黑人的例子,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中产的倒退和贫富分化。苏伊士运河是关于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美国黑人国家内部,不同种族的压迫。三是,科技发展的阴影,被遗忘的一部分人,包括底层的白人。第三个要举出美国副总统J.D. Vance的《乡下人的悲歌》,以及特朗普的上台,美国社会的撕裂。详细列举Vance的故事,爷爷那一辈,母亲那一辈,他这一辈,生活的逐渐变化。科技进步,即便是美国,很多人被落下了。

就如阿西莫格鲁所说,我们不能阻止科技带来的改变,但我们可以塑造它。科技的发展有他自己的法则和节奏,但我们可以形成合力,决定如何使用它。火可以烹饪食物,也可以用来烧杀劫掠。核能可以有序平稳地燃烧,也可以摧毁人口数百万的城市。科技可以释放惊人的自然力量,如何释放在何时释放,取决于人们如何安全有效地释放它。是否存在有效地制度,关乎人类的科技选择,不取决于少数精英们的愿景和影响,而是让大众的呼声有效地参与。善恶往往一念之间。技术精英们研发了事关重大的技术,它的应用,需要仔细地审视,我们不能仅仅听从这些精英们的愿景。我们要确保技术的应用,造福于大多数人,而不是少部分人。

讨论权力的文字,往往喜欢引用阿克顿勋爵在1887年在写给大主教一封信中说出的至理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科技是驾驭自然力的工具,也赋予其掌控者权力。掌握核弹技术的人,拥有巨大的威慑力。其可以决定让核燃料平稳燃烧,用于发电为文明助力。也可以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将其爆破,用来消灭敌人。决策何时何地进行引爆的人拥有很大的权力,通过说服进而影响决策的游说集团同样有很大的权力。

如果有一位政治家或者科技领导者,说他致力于某项技术是为了造福全人类,当我们听到此类言论时,大可不必过于当真。即便其出于真心,在潜意识深处,模糊的人类集合恐怕只是他所熟悉的一群人,和他有相近的价值观,亲密地和他站在一起,支持的愿景和观点。其他不同意识形态或者反对其观点的人,恐怕要排除在全人类之外的。

美国的建国功勋们,在起草《独立宣言》时,在写出“人人生而平等”这句最强力的呐喊时,似乎并未意识到,要将南方种植业内被黑人奴隶包括进来。直到近两百年后,美国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人人平等的空头支票仍未兑现,马丁·路德·金仍旧在为黑人们平等的权利进行奋斗。1968年傍晚在旅馆的阳台上被刺身亡,享年39岁,正当青春壮年,可见追求最基本的权利,即便在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度,也是冒险的事业。在美国那个黄金年代,人类可以在月球自由漫步,占人口11%的黑人,只有在被隔离情况下才能享受平等的权利。一辆公交车上,前排座位属于白人,后排座位属于黑人,如果白人上车找不到位置,而黑人拒绝让座,可是要面临牢狱之灾的。

在象征着人类最繁荣的文明国度内,连平等这样的生存权利都要靠流血斗争才能取得,我们怎么能相信那些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寡头们,为了我们的福祉而给我们安排一切。我们怎能奢望他们会设计一套合理的制度,选择最优的技术路线,让所有的人都能获得繁荣的果实,避免财富的过度集中,没有任何人被甩在时代的后面。更大的可能是,这些巨头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扩大自己的利益,即便这是以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你是不能指望资本家的。你只能祈求自己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保持一致,即便如此,也不能幸灾乐祸,资本家会绞尽脑汁,确保自己分到的只多不少。

科技巨头掌握的权力越多,他们越是可能变得更为自私,忽略他们的行为给公众造成的代价。我们不能他们抑制贪婪的本性,变得慷慨和无私,未来大众的福祉而拼命工作。

我们不能指望那些掌握着巨大权力的人,肩负起必要的社会责任。对于那那些有强力愿景,并梦想塑造未来的人,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们。那些有说服力的人,也倾向于腐败,更不可能去理解和关心其他人的痛楚。

我们需要制衡的力量,确保有多样的声音、利益和观点去抗衡主导地位的愿景。

技术虽然发展了,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生活会变得更好,这需要技术朝着更为包容性的方向发展。技术的发展发向,决定了谁会在成为优胜者,谁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

技术的发展发向,怎么决定的呢?有游说的权力的人。

从埃及金字塔群向东驱车约两个半小时,就到达了苦湖。因为湖水盐度极高,尝起来苦涩,故得名“苦湖”。苏伊士运河由南向北穿过苦湖,连接红海和地中海,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全球约12-15%的贸易量、8-10%的石油和天然气通过该运河,运河过境费给埃及政府带来不菲的财政收入。中国海军曾出兵红海,就是为了保护这条航道的通畅。

然而这么一项伟大的世纪工程,却不是埃及人修建的,出资和主持修建的却是法国人,这条运河虽然战略地位重要,但真正为埃及政府带来实惠和收入,只是最近70年的事情,在此之前,埃及不仅没得到什么好处,还差点因此而破产。

拿破仑在1798年远征埃及时,就提出了在苏伊士开挖运河的设想,然后,被欧洲战事中断了几十年,直到1858年,退休的法国外交官费迪南·德·雷赛布终于说服当时的埃及总督赛义德帕夏,获得特许权。1859年开工建设到1869年通航,历时10年。就像英国在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显然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法国人修建苏伊士运河,同样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全球贸易利益。

雷赛布为修建运河筹资时,英国人不仅不愿出资,而且还百般阻挠。最终法国人购买了一多半的股份,剩下的股份全部由埃及政府购买。光有钱还不行,还需要劳动力。开挖运河又累,环境条件又恶劣,工资又低,农民不愿意来怎么办。那就实行徭役征用。可见徭役可不是中国古代的发明专利。埃及军队被调来把劳工押送到运河上并监督他们的开挖劳动,和一千多年前隋炀帝开挖运河,高明不了多少。即使在伊斯兰斋月节(相当于中国春节)工人也不许休息,晚上睡在开阔的沙漠中,只有很少口粮,工资还不到市场价的一半,体罚是常有的事情。后来,英国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在充满自由之光的19世纪后半段了,你还在使用奴隶劳动,实在令人汗颜啊。最后在英国的鼓动下,埃及政府宣布强迫劳动不合法。最后,在一系列外交周旋下,路易斯·拿破仑(拿破仑的侄子)站出来调解,说徭役可以不再继续下去,但是埃及总督要支付一大笔补偿给法国人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有时候,历史虽然荒诞,但荒诞却是真实的历史。雷赛布手握大笔钞票,却陷入无人可用的境地。

这时候资本主的先进生产力终于派上用场了,法国的两个年轻人带来了先进的挖泥船和疏浚设备,到运河挖掘接近尾声时,运河上有300多台机械同时工作。苏伊士运河7400万土方被开挖运作,其开挖量相当于南水北调中线一期的四分之一,在当时,法国是当之无愧的基建狂魔,和现在的中国不相上下。

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欧亚货轮选择通过苏伊士运河,其中2/3是英国船只。在由于大量举债,再加上苏伊士建设承担巨额费用导致财政透支,埃及政府濒临破产。1875年,埃及政府以400万英镑的价格,将苏伊士运河44%股份卖给了英国政府。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向罗斯柴尔德家族紧急借款,当天就完成交易。这笔交易,对英国来说,是最划算的世纪买卖,到了20世纪,苏伊士运河每年的过境费收入到在几千万英镑。埃及政府劳民伤财,给他人做了嫁衣裳,最后苏伊士运河被法国和英国联合控制,直到1956年收归国有,埃及从运河获得的收益几乎为零,巨额利润顺着运河流入大西洋强国。

科技会带来进步,进一步带来繁荣,但这种繁荣有多少人来分享,却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西方强国在用科技促进和捍卫自身的利益时,显然没有想到要留出一部分来,给那些被压迫的民族。那些在苏伊士运河的被强迫服役,只得到少的可怜的面包和工资。我们不能靠那些强权者的良知来拯救我们于水火,我们的苦难是由他们造成的。当两个人都有一把枪时,才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协商谈判,当我们无法捍卫我们的利益时,科技就成了压迫我们的工具。科技不会自然地向善。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邓小平的论断。科技是做大蛋糕的主要手段,但蛋糕该不该分、该如何分配,却遵从另一种逻辑。刘邦和赵匡胤都是开国皇帝,一个论功行赏封王拜候,一个杯酒释兵权,这其中没有公平可言,有的只是强弱。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几千年历史中,历史虽由人民创造,但大多数人在多数时间段内,获得的少的可怜,勉强饱腹避寒已是不错。

用1848年的童工讲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应该比较感人。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母情愿把孩子置于如此之境地,实有不得已。为什么不乞讨,乞讨的命运更悲惨。卖火柴的小女孩。讲一讲同世纪的中国的闰土,他的童年。不爱护自己孩子的父母是不存在的,形势所迫,如果你我穿越至那个年代那个国度,做的抉择也会差不多。

这些机器的出现,替代了原有的技能,使得那些技能变得过时,变得无技能,只能和无技能者竞争同样的工作,接受更低的工资。

工业革命是一个勤劳革命,每一个人都更加努力工作。

关于工业革命的底层劳工的生活,可以这样开头:1812年拜伦勋爵的上议院的讲话,引出路德分子。棉花织布机,熟练手工的失业。1840年代,童工的问题。1858年苏伊士运河,劳工问题。1963年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倒叙黑人奴隶的问题,黑人争取自身权力的事情。

英国的Poor Law得好好说说,看起来国家对贫困人很照顾,实际上不是。让人想起来欧美的福利社会。对比起来,让人觉得荒谬。济贫法看起来救济穷人,但远不是那回事。救济院里也带工作。workhouse工作坊。惩罚贫穷的监狱制度。

工资上涨是从1850年代开始的。这不是自动的,是积极争取的结果。两个条件:边际生产率提高,二是工人议价能力变强。在工业革命早期,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而工业革命后期,这两个条件才具备。

替代 vs 增加边际生产力

生产率可能很高,但边际生产率可能为零。每个人生产的数量很多,但是额外再增加一个人,对生产的贡献为零。比如写代码,虽然一个人也可能多写几行,但是客户需求只有几个功能,对边际收入贡献为零。而公司要为员工支付工资,还要缴纳五险一金。边际生产率概念好好解释一番。

好好讨论一下,工业革命前期,自动化替代, 工业革命后期,创造了新的行业,尤其是铁路。AI能否开创一个新的行业和领域,而不是在旧有的已经存在的领域不断地进行自动化替代。能否

技术改变不足以确保工资上涨。获得对工资的议价权,联合正确工资的权利。

科技向善这章主题,还是集中于工业革命比较好。重点分析工业革命前半段和后半段,让人们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刻的了解,不要苏伊士运河和美国黑人,这涉及不同民族,似乎与本书主题关系不大。

英国的城镇化率在1850年代就已经接近40%,中国在2000年城镇化率才接近(50%),早了将近一个半世纪。

工业革命的繁荣,跟殖民地的人们无关。他们不仅没有收到进步的福利,生活却更加恶化了。

科技不仅可以作为战争的武器,同样也可作为战争的催化剂,进一步引发战争。

美国工业化并没有出现英国那种工人面临的残酷情况,是因为农业机械化的同时,工业蓬勃发展,吸纳了多余的劳动力。

美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英国路德时期呢?因为技术路径的发展对工人比较友好。

电力是个好的通用技术,用途非常广泛

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的电灯,使用电力,对技术促进很大。

工作替代,又产生出新的工作岗位,虽然有自动化,但创造出的岗位更多。

最具标志性的是福特汽车,电力,工程技术,系统方法,美国的汽车工业,1896年开始。

福特汽车5美元的工资,福特很明白这个道理:生产创造购买力,购买力对大规模生产至关重要。 站在今天,我们也不能忘记: 购买力对智能化生产同样至关重要。

20世纪上半页,经历了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迎来了黄金时代。1973年。

不夸张地说,美国制造汽车,也重塑了美国。战后到1960年代,贫富差距急剧缩小,进入了所谓的“大压缩”。

约瑟夫-玛丽·雅卡尔(1752-1834)是法国里昂的织工,1804年发明了这台自动织布机。当时里昂是欧洲丝织业中心,复杂图案的织造需要大量熟练工人。一个工人就能织出精美的提花织物,程序化概念:首次实现了用”程序”控制机器,IBM早期计算机大量使用穿孔卡片

电话接线员工作,1920s到1960s年代。

工人们也在积极争取权益,UAW工人罢工,1946年

这种大繁荣把三群人排除在外:妇女,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移民群体。

西方殖民地大多在1945到1947年取得独立,但并没有迎来穷苦日子的终结。

机器替代人,就像拖拉机替代了牛,和马在农业的使用一样。

工资收入所占份额从1980年代开始下降,不平等开始上升。计算机,自动化。数字技术自动化工作,劳动力vs资本,低技能工人vs大学和研究生。 1980年到2018年,工资不增反降,研究生以上学历,工资增长较快,高中及以下毕业生,收入则下降。 这些个80后,生活在中国有福了。虽然80后压力大,但至少是有希望的。在美国,则一代比一代差。

劳资分配也在变化,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收入不足60%。

劳动份额占比,自1980s开始了持久的下降通道。

共享繁荣成果,两个支柱:给各种劳动者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更为稳健的收益分享机制。这两个主要支柱都崩塌了。

经理倾向于降低劳动成本,通过限制工资增长,通过自动化,消除一些任务对劳动的依赖,削弱工人对资方的议价能力。

经理对工资协商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通过外包来降低成本。许多公司对管理层更高的激励,却以底层低技能劳动者为代价。食堂、保洁、安保,都通过外包来降低成本。 不仅公司通过自动化,而且整个技术漂移到更加自动化的方向去。机器和算法替代劳动。因此,尽管生产率,单位劳动产出增长,但边际生产率(多干一小时额外带来多少产出)没跟上。

以超市为例:传统模式下,10个收银员每人每小时处理30个客户,此时增加1个收银员就能直接多处理30个客户,工人的边际贡献很明确。而在自助结账时代,仅需2个员工监管12台自助机器就能每小时处理300个客户,总体效率大幅提升,但这时增加1个员工最多只能再监管几台机器,边际贡献变得非常有限。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整体生产力(每个员工的产出)大幅增长,但单个工人的边际价值却在下降——生产力的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设备本身,而非工人的直接贡献。

更为倾向于自动化,而不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问题在哪?我们其实不能批判那些经理层的选择,1980年代以来,尤其是制造业,没有出现新的行业了,没有新的行业,没有新的岗位,那只有在原有的行业进行内部创新和优化,就是不断上效率更高的设备,更为智能的设备,自动化。美国汽车工业就是典型的例子。刚开始5美元高工资,最后对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低技能工人不再需要了。 自动化替代中低技能的岗位,1980年以来,工资很长时间没有上涨了。 只能干一些保洁,建筑施工,食材整理等工作,自动化已经吞噬了一大部分中层(middle class)工作, 智能化要吞噬更大一部分工作。

要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待AI对工作的替代,自动化其实从19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AI是对这一趋势的更大强度的加强。

美国就业岗位的减少,岗位对外的转移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尤其是对中国的转移。 工作岗位的减少,是一个趋势,此处可以举小米汽车新建的北京工厂为例。智能工厂,黑灯工厂,低技能工人很难在这里找到工作。包容性发展的岗位越来越少了。

1980年以来,缺少制衡力量,但是现在能发展起来制衡力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