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羊原是那样温顺、那样廉价，以至于用很少的成本就能养活它们，现在却变得如此贪婪、如此野蛮，以至于吞噬人类，摧毁房舍，破坏村落。为了给羊腾地，大地主们毁坏了农田，拆毁了房屋，连教堂也不放过，把整整一个乡村变成了牧场；把许多人赶出他们世代耕作的土地，不给他们别的出路，只能变成乞丐或盗贼。”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第一卷（1516）
18世纪中期之前，西欧的乡村生活就像一幅古老的油画：清晨薄雾中，农人赶着牛羊下田，炊烟袅袅升起，孩子们在村头嬉戏。一家几代人挤在一间茅屋里，虽然简陋，却有着现在城里人羡慕不来的宁静。春种秋收，年复一年，生活节奏慢得像蜗牛爬行。
这种生活当然称不上富裕，但有一样现代人缺少的东西——稳定。你知道明年还会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知道邻居会在你困难时伸出援手，知道孩子们会延续同样的生活方式。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一种”躺平”的智慧。
然而，这种平静很快被打破了。英国的圈地运动就像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一连串的变化接踵而至。地主们发现养羊比种粮食赚钱，于是开始抢占农民世代使用的土地。本来大家共同放牧的公地被围上了篱笆，写上了”私人财产，禁止入内”。
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讲了个故事，说原本温顺的羊变成了吃人的怪兽。这个比喻太生动了——表面上是经济发展，本质上却是在”吃人”。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进城谋生，成为工厂主手下的廉价劳工。
这种变化在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刻印记。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艰难时世》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记录历史。工业城市里的烟囱冒着黑烟，工人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童工被迫在机器旁劳作十几个小时。技术进步的光环下，隐藏着无数人的血泪。
今天我们可能正处在类似的历史节点。人工智能就像当年的”羊”，看起来温顺可爱，实际上正在悄悄改变着整个社会。它帮我们写文案、画图、翻译，看起来很友好。但仔细想想，有多少人已经开始担心自己的工作被AI替代？
有人说，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话没错，但问题是，谁来承担转换过程中的代价？工业革命确实让英国成了”世界工厂”，但那些失地农民的痛苦，历史书上只用了几行字轻描淡写。
我们现在享受的朝九晚五，在咖啡厅里悠闲地刷手机，说不定在未来人眼中也是一种”田园牧歌”。当AI的节奏越来越快，人类被迫跟上算法的步伐时，“闲暇”可能真的会变成奢侈品。到那时，我们才会怀念现在这种”慢悠悠”的日子。
中国有句老话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英国农民世世代代靠的是那片共同的土地。在圈地运动之前，英国乡村实行的是”敞田制”——听起来很美好，就是大家一起种地，一起放羊，收获后连篱笆都拆掉，让牲畜到处吃草。农民虽然不拥有土地，但有世代传承的使用权，可以放牧、拾柴、捡麦穗。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权利，却是他们活命的根本。
15世纪末，欧洲开始大航海，世界贸易兴起。羊毛突然成了抢手货，价格飞涨。地主们一算账，发现养羊比种粮食赚钱多了。于是纷纷把耕地改成牧场，这就是”圈地”的开始。说白了，就是把原来大家共用的地盘据为己有。
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就看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乌托邦》里写道，原本温顺的羊变得”贪婪”、“野蛮”，甚至会”吞噬人类”。这个比喻绝了——表面上是经济理性，实际上是在抢夺穷人的生存资源。
农民当然不干。他们烧房子、拆篱笆、武装反抗。1536年的”恩典朝圣”运动，1549年的”凯特起义”，都是农民的血泪控诉。但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些反抗都被镇压了。
到了18世纪，地主们更聪明了，不再偷偷摸摸，而是直接通过议会立法。他们向议会提交圈地草案，通过后就成了法律。表面上合法合规，实际上还是抢地。更狠的是，他们要求农民自己出钱修围栏、搞测量。穷人哪有这钱？只能眼睁睁看着祖传的使用权被剥夺。
1801年，《一般圈地法令》让圈地变得更加容易。据统计，从1760年到19世纪初，议会通过了4763项圈地法案，涉及约269万公顷土地。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农民家庭的破产和流离失所。
圈地的后果很直接：小农户变成了雇工或流民，原本靠公地维生的穷人失去了放牧、拾柴的机会，甚至连住房都被强制拆除。整个乡村的社会结构被彻底打乱。过去的”自耕农—佃农—农工”三层结构消失了，大家都成了打工人。
失地农民只能进城找活干。英国城市人口从1700年的20%增长到1800年的40%。这些进城的农民为纺织厂、煤矿、钢铁厂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成就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但代价是惨重的。城市里住房拥挤，卫生条件恶劣，疾病横行。工厂里劳动强度大，工资微薄，连童工都不能幸免。马克思后来说，圈地运动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例子——说得文雅点叫制度创新，说得直白点就是合法抢劫。
圈地还有个更深层的影响：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土地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地租收入暴涨，而失地农民只能靠微薄工资糊口。据研究，很多地区的基尼系数上升了30%。一边是地主阶层财富积累，一边是农民阶层大规模贫困化。
难怪后来有学者说，圈地运动”圈出了大量穷人”。这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当利润成为唯一考量，当法律为强者服务，普通人的生存权自然被边缘化。
马克思说过一句话：“随着机器和劳动分工的广泛使用，工人的劳动丧失了一切个性……他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这话听起来很抽象，但18世纪末的英国工人体会得特别深刻。
想象一下：你是个织袜工人，手艺精湛，收入不错，在村里有头有脸。突然有一天，老板买了台机器，一个不懂技术的小工就能做出跟你一样的袜子，而且速度还快。你的一身本事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一周的收入还不如以前一天挣得多。这种绝望，恐怕现在很多人都能理解。
1811年，英国诺丁汉郡的织袜工人终于爆发了。他们砸机器、烧工厂，还给自己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卢德分子”，据说是为了纪念一个叫”卢德将军”的传奇人物。
这些工人并不是无脑地反对技术。他们很有组织，会提前给厂主发匿名信，要求停用那些抢饭碗的机器，信上写着”违者毁机”。如果厂主不听，他们就半夜行动，专门挑那些争议机器下手。
卢德运动并非英国独有现象。在同一时期，法国、德国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反抗。工人们面临的是共同问题：技术进步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更深的奴役。
这场运动在短期内确实有效果。一些厂商害怕闹事，暂停了新机器的使用。个别老板甚至跟工人妥协，承诺不再引进争议设备。但这种”胜利”是脆弱的。
1812年，英国议会通过《毁坏机器法案》，把砸机器列为死罪。政府派出的镇压军队，比对付拿破仑的兵力还多。到1813年，卢德运动基本被镇压。那些勇敢的工人要么被绞死，要么被流放，剩下的只能乖乖回到工厂，继续当”机器的附属品”。
历史学家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说，那些”技艺与传统正在凋零”的手工者，成了”历史的牺牲者”。这话说得很沉重，但也很真实。工业革命确实创造了巨大财富，但这些财富主要流向了资本家，工人得到的只是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低的工资。
卢德分子的悲剧在于，他们反对的其实不是机器本身，而是机器背后不公平的制度安排。如果技术进步的好处能被大家分享，如果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帮助失业工人转型，谁会去砸机器呢？
但当时的英国没有失业救济，没有工会保护，工人连选举权都没有。在制度性发言渠道缺失的情况下，暴力成了他们表达不满的唯一方式。这种悲剧，在缺乏制度缓冲机制的社会中，几乎是必然的。
卢德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技术不是中性的，关键看谁掌控、怎么用。同样的机器，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这个教训，在今天的AI时代依然适用。
如果说英国圈地运动抢的是农民的土地，那么AI时代抢的就是普通人的饭碗。
今天的美国，超过80%的人在服务业工作——当老师、做护士、开网约车、写文案、当客服。对现代人来说，维持生计靠的不再是种地，而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换句话说，“工作岗位”就是新时代的”土地”。
但是，AI正在悄悄”圈占”这些岗位。从客服机器人到自动驾驶，从AI写作到程序自动生成，越来越多的工作正在被算法接管。这跟当年的圈地运动何其相似：原本属于大家的资源，正在被技术和资本联手”圈走”。
更要命的是，AI的替代路径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大家以为AI会先抢低技能工人的饭碗，然后再向上攻击。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最先被替代的往往是中高技能、脑力密集的工作。
为什么？因为这些工作规则清楚、流程标准、容错率高，正好适合AI发挥。写广告文案、做财务分析、画插图、写代码，这些以前需要大学文凭的”体面工作”，现在AI几分钟就能搞定。反倒是那些看似简单的工作——比如修水管、理发、照顾老人——暂时还需要人类。
这种”逆向替代”让很多中产阶层始料未及。他们本以为多读几年书、掌握一门技术就能高枕无忧，没想到越是标准化的技能，越容易被AI复制。这就像当年的织布工人一样，一夜之间发现自己精湛的手艺变得一文不值。
当然，也有人说AI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比如提示词工程师、AI伦理监管员什么的。但这些新岗位有个问题：数量少、生命周期短、容易被下一代AI替代。这跟工业革命时期不一样，当年机器虽然替代了农业工人，但工厂、铁路、航运创造了大量新岗位。AI呢？它摧毁工作的速度远远快于创造新工作的能力。
更可怕的是，AI的发展是指数型的。一旦技术突破某个临界点，变化会来得非常快。今天还安全的工作，明天可能就被AI接管了。这种不确定性让很多人焦虑不安。
按照一些专家的预测，通用人工智能（AGI）理论上能替代几乎所有人类工作。当然，这个”理论上”很重要——技术可行不代表经济合理，更不代表社会接受。但趋势是明确的：越来越多的工作正在被”圈走”。
这让我想起1990年代中国的国企改革。当时大批工人下岗，但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正在蓬勃发展，社会还能提供重新就业的机会。现在的情况更棘手：被AI替代的工作往往集中在高效率、高附加值的行业，而这些行业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当引擎都被AI接管了，普通人还能去哪里找工作？
结果就是很多高学历的年轻人被迫去送外卖、开网约车、做直播。这不仅是人才浪费，更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扭曲。中产阶层的塌陷会带来什么后果？历史告诉我们，当中产阶层普遍感到被剥夺时，社会稳定就岌岌可危了。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哪些工作能幸免”，而是我们的制度能否承受这场就业大变革。如果没有有效的缓冲机制和再分配体系，AI时代的”圈地运动”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要剧烈。
每当新技术出现，总有人会说：“放心，历史上每次技术革命都创造了更多工作机会。“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工业革命确实让更多人有了工作，信息革命也创造了无数新职业。但这次可能真的不一样。
工业革命时期，机器主要替代人的体力劳动，人类的大脑还是独一无二的。蒸汽机可以代替马匹，但不能代替工程师；纺织机可以代替手工，但不能代替设计师。所以新的岗位不断涌现：机械师、铁路工人、工厂管理者、会计师……
但AI不仅有”体力”，还有”智力”。它不仅能干体力活，还能思考、创作、分析、决策。这就像一个既有蛮力又有智慧的巨人，几乎没有什么是它做不了的。
更关键的是，AI学习的速度远超人类。人类学会一项技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AI可能几天就够了。而且AI不会疲劳、不会生病、不需要休假、不会要求加薪。从老板的角度看，这简直是完美员工。
有人可能会说，AI虽然厉害，但还是需要人来维护、训练、监管。这确实会创造一些新岗位，比如AI训练师、算法工程师什么的。但想想看，这些工作需要多高的技能门槛？一个普通的客服代表被AI替代后，能转行做AI工程师吗？
这就是AI与以往技术革命的根本区别：以前的技术主要是工具，需要人来操作；AI更像是智能助手，甚至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工业革命是人类驯服了蒸汽机，AI革命可能是AI驯服了人类。
回头看看历史，圈地运动和卢德运动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技术进步的好处不会自动惠及每个人。工业革命让英国成了”世界工厂”，但那些失地农民和失业工匠的痛苦，谁来承担？
当年的地主和工厂主大发横财，工人却在阴暗的工厂里挣扎。今天的情况会不会类似？AI公司和科技巨头赚得盆满钵满，普通工人却面临失业风险？
不过，历史也给了我们希望。经过几十年的斗争和改革，工人阶级终于争取到了8小时工作制、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权利。今天我们享受的很多社会保障，都是前人用血汗换来的。
所以，面对AI的挑战，我们不应该被动等待，而要主动思考和行动。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来保护普通劳动者？如何确保AI的红利被更公平地分享？这些问题现在就要开始讨论，而不是等到危机爆发再临时抱佛脚。
有句话说得好：“历史不会重演，但会押韵。“AI时代的”圈地运动”已经开始，我们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关键看我们如何使用它、管理它、分享它的成果。
未来会怎样？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是让AI成为少数人垄断的工具，还是让它造福全人类？是重复历史的错误，还是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答案就在我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