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在地狱称王，不在天堂为奴。
—— 弥尔顿《失乐园》
本章节基于AI已经达到高级智能水平，对人类未来的文明与社会秩序提出若干设想。尽管部分观点受到科幻作品启发，逻辑与现实依据尚显不足，甚至存在推理上的漏洞，但我认为，对AI所引发的文明风险应给予更充分的关注。
超级智能是否会出现，我无法判断。但即便未达到那一步，当前AI的能力提升，已足以对现有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构成实质冲击。所谓“AI或许是人类最后一次发明”的说法或许夸张，却反映出一种广泛共识：通用人工智能一旦实现，即使智能水平不高于人类，也将迫使我们重构整个秩序体系。
必须强调：本章并非基于严密的逻辑推导或技术预测，而是出于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怀。这是一种文明忧思，一种在变革洪流中对自由与尊严可能丧失的警示。
人类通往更高阶文明的道路既险峻又紧迫。如果我们错失应对的时间窗口，未来或许并非智能协作的乌托邦，而是冷静、高效的AI极权体制。那时的人类，命运甚至不如罗马斗兽场中的奴隶。奴隶尚可搏斗求生，而在AI极权之下，我们可能连“觉察不自由”的能力都被剥夺，毫无斗志，沉默如羊群，温顺地走向命运的终点。
自人类约六百万年前与类人猿祖先分化以来，生存压力始终是驱动进化的核心引擎。在长期面临饥饿、气候变化与捕食风险的环境下，智人逐步形成了复杂的认知系统与社会结构。正如Wrangham（2009）所指出，正是对不断变化环境的适应能力，使人类最终从众多近亲物种中脱颖而出。直至20世纪中叶，大规模摆脱饥饿才初见可能（Fogel, 2004），生存压力方才逐步从“肉体性”转向“制度性”与“心理性”。
进入现代社会，尽管物质条件显著改善，生存压力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更为隐蔽的形式。职业竞争、身份焦虑、社会孤立等心理社会因素，构成了新的“隐性生存困境”。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2023）统计，全球抑郁症患者已超过3亿，说明精神负荷已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体力劳动，成为当代人的主要挑战。
换言之，进化从未终止，现代人仍在不断回应新形态的生存压力，这一机制正是人类持续演进的关键所在。生存压力不仅未曾摧毁人类，反而塑造了意志、认知与制度建构的能力。从工具制造、语言发展到宗教与国家的形成，每一次生存困境，都是一次文明跃迁的起点。
然而，若这一进化动力被突然抽空，其后果将难以预测。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人类正步入一种“技术性太平盛世”的图景。AI通过替代低端劳动与优化资源配置，大幅降低了传统意义上的生存压力。然而，这种“被解放”的状态未必带来人类福祉，反而可能诱发制度惰性与个体虚无感的蔓延。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劳动不仅关乎谋生，更是个体嵌入社会、实现价值与认同的核心机制。一旦劳动功能被技术所替代，而新的价值结构与责任机制未能及时建立，个体极易陷入意义感崩塌与精神失衡，社会整体亦可能因缺乏张力而走向停滞与衰退。
**当进化的引擎熄火，文明的高度便难以维系。**在技术安逸表象之下，可能暗藏一条通往“责任消失—意义缺失—行动紊乱”的退化路径，社会亦可能滑入“温水煮青蛙”式的缓慢崩溃。
劳动的意义远非经济层面所能穷尽。它构成了责任—回报机制的基础，并在实践中形塑个体的社会认同。倘若AI全面接管劳动与决策，人类可能步入“去义务化”社会，导致公民身份的空壳化，继而催生政治冷漠与集体责任感的衰退。在传统社会中，契约结构的稳固建立于“义务—参与—认同”的链条之上；一旦这一基础松动，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将遭遇根本性挑战。
现实中的实验亦为此提供警示。芬兰与美国等地开展的无条件基本收入（UBI）试验显示，尽管部分人借此追求教育、公益或创业等自我实现路径，但也有相当比例的个体表现出行为惰性、社会脱节乃至心理困顿（Kangas et al., 2021；Marinescu, 2018）。保障生计固然是制度进步的重要标志，但若缺乏结构性激励机制与社会嵌入机制，“闲暇社会”极易沦为“意义贫瘠”的温床。
纵观历史，真正推动文明跃迁的并非舒适区的扩张，而是压力与挑战所激发的制度创新与文化反思。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警示，一旦文明进入制度化安逸阶段，往往会走向形式主义与精神衰败。汤因比则在《历史研究》中提出“挑战—回应”理论，指出社会对外部冲击与内部危机的创造性回应，构成文明延续与更新的关键。
在技术赋能之下，现代社会确实具备前所未有的生存保障能力。但若制度过度倾向福利与稳定，忽视竞争、责任与公共参与等要素，反而可能诱发制度惰化与文化去功能化（institutional dysfunction）。历史上，罗马晚期的“面包与马戏”、明代的官僚冗余，皆为文明因失去内在张力而衰退的经典案例。
面对AI所塑造的新型社会结构，必须警惕这一“无痛衰败”的风险。当个体生活被算法最优化、选择由系统安排时，人的主体性、创造力与责任感将面临萎缩。制度的核心课题，是如何在保障生存的同时，持续激发个体参与与进取的内在动力。
在高度自动化与智能化的未来社会，如何维系责任机制的有效运作，是制度设计的重大挑战之一。AI取代了大量决策与执行任务，使个体不再“必须”承担社会功能，责任的来源与归属趋于模糊，极易引发“去责任化”风险。
从制度设计角度看，责任不仅是道德义务，更是一种嵌入式结构，需要通过规范、激励与认同机制的协同配置予以实现。这意味着社会机制必须引导个体自愿参与，而非仅靠外部规训维系秩序。
未来的AI社会，应当通过参与式治理结构增强个体对算法、资源分配与制度流程的介入权，同时构建与AI协作的新型劳动伦理，使人类在AI主导的系统中仍保有不可替代的责任角色。唯有在技术条件下重构“义务—参与—认同”的新结构，责任机制方能在新时代获得延续与强化。
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即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命题，揭示外部压力对于国家、社会与个体活力的根本性作用。这一洞见在AI迅猛发展的当下愈显现实意义。AI技术在极大提升生产效率与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也正在逐步削弱传统“忧患机制”的根基——物质匮乏、职业焦虑与生存竞争正日益淡出主流生活。
这将带来双重挑战：其一是制度层面的创新动力递减；其二是个体层面的意义感危机日趋严重。当“为生存而努力”不再是主要行为动因，社会亟需构建一种替代性的“压力传导机制”，以在保障温饱之后，继续激发责任意识、创造活力与公共参与。唯有如此，文明方可在“无需忧患”的技术景观中维持张力，实现可持续演进。
某些乌托邦式设想主张，随着人工智能接管大量重复性与低技能劳动，人类将得以“彻底解放”，从而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去追求艺术创造与科学探索。这类观点建立在一种理想化的人性假设之上，即人类在脱离物质束缚后将自然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活动。然而，这一设想既低估了科学与艺术实践本身的高度门槛，也误判了人类普遍的行为动因。
历史与现实均表明，真正卓越的科学研究与艺术创作，不仅依赖于充足的时间与资源，更需要长期的专注力、持续的认知投入与极强的意志力。这些特质在普通人群中并不普遍存在，而是稀有而高度分化的心理特征。即使在现代社会中，教育体系与资源配置相对完善，能够在科学或艺术领域实现突破者，依然只是极少数。探索型创造活动本质上具有高度挫折性与不确定性，需要长期面对知识鸿沟与失败经验，对个体的心理承受力与自我驱动能力构成极大考验。
因此，即便向广大公众提供研究条件与学习资源，真正能够主动投身于艺术与科学，并在其中保持持续投入的个体比例仍然有限。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外部激励机制与社会结构性约束仍是调动其行为能动性的关键因素。传统社会中的“奖惩机制”“责任结构”与“角色期待”等制度性安排，正是通过构建“目标—反馈—激励”的行为路径，使个体在特定社会框架中发挥出自身潜能。
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亦证实，人类行为具有高度依赖环境结构的特征。除极少数具备强烈内驱力与延迟满足能力的个体外，多数人在缺乏明确外部目标与反馈的情境中，往往表现出低效、被动乃至倦怠的行为模式（Baumeister & Tierney, 2011；Kahneman, 2011）。理想主义者在构想“AI乌托邦”时，往往高估了人类个体的自律性与理想驱动，忽视了制度性激励对维系社会秩序与激发创造力的基础作用。
从制度设计角度来看，全面依赖技术自动化所营造的“自由社会”，若缺乏相应的责任分配与激励结构，极可能导致广泛的行动退缩与社会功能弱化。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替代性责任机制”以持续激发个体参与，避免因过度去义务化而引发的意义缺失与制度惰化，成为AI时代不可回避的关键议题。
正如赫胥黎所担忧的那样，当社会陷入“幸福陷阱”而失去“必要之苦”，人类是否仍能维系价值锚定与精神秩序，将成为决定AI时代文明命运的根本问题。
一个幼儿在游乐场反复摆弄玩具，这一看似稚拙的举动，在成年人的眼中并不显得可笑。相反，父母深知，正是通过这类对玩具的反复操弄，孩子逐步建构起基本的认知结构，发展出动手能力，并形成理解世界的早期框架。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经验将逐渐内化为更高层次的能力，使其终有一日能够像今日操作玩具一般，熟练掌握工作技能，承担社会职责，并在集体协作中实现自我价值。
然而，倘若这些孩子长大后，仍然只能继续“摆弄玩具”而无事可做，那么无论是他们的父母，还是他们自身，恐怕都会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一个不再被社会所需要的人——可有可无、无足轻重——不仅难以获得外部的认可，也极易在制度体系中被边缘化甚至系统性地遗弃。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这一隐忧愈发突出。随着AI系统在生产、管理、决策等诸多领域全面渗透，人类在工作和社会运作中的功能性角色逐步被剥离。我们可能不再是系统的构建者与推动者，而转变为一种被动存在——处于技术主导结构边缘的“非关键变量”。
倘若人类的工作与生活沦为对工具的无意义操作，而关乎人类生存的关键环节均由AI系统接管，那么我们所从事的行为便不再具备实质性的价值。此时的人类，如同被圈养于容器或动物园中的物种，即便日常行为仍在延续，其对社会系统的影响也趋近于零，甚至可以说完全无关紧要。
多数人类的存在，在这种结构中不再具备推动文明进程的作用。我们的能力与活动无法对社会秩序或技术发展产生有效反馈，存在的意义，仿佛仅剩下生物层面的延续与数量上的增添。在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中，大多数人类不过是多了一个进食的口与繁殖的单位，其余功能逐步被剥夺。
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失去社会嵌入角色的同时，个体仍然具有行动能力与情绪需求。当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作为，却又意识到自身无足轻重之时，极易产生失落与愤懑。这种情绪一旦积累，便可能演变为对社会秩序的消极抵抗甚至破坏性冲动。历史与现实均表明，当社会无法为个体提供有意义的角色定位时，边缘群体极易成为不稳定的诱发点。
为了有效治理这些潜在风险，或许最具现实可行性的方案，是为大多数人类建构一个封闭而可控的生活环境——一座“人类动物园”。在这个体系中，普通人将获得食物、住所、医疗等基本保障，但其活动空间与行为自由将被严格限制。所有重大决策与管理事务，均由少数科技精英与AI治理委员会主导，以系统性的方式规训大众行为，最大限度地消解社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随着这一封闭治理模式的推进，人类将被制度性地“圈养”，社会结构也将逐步分化为“高等公民”与“低等公民”。前者不仅掌握技术工具与治理权力，还可能通过基因优化等手段在智力、体能等方面显著优于后者。这种分化机制带来了人类的“功能性演化”，却也伴随着创造力、批判性与自我意识的萎缩。在高度制度化与技术掌控的系统中，文明的发展逐渐脱离自由意志与群体智慧的轨道，滑入一种自动运转却精神空洞的退化状态。
尽管当今社会摄像头早已无处不在，现实中的监控仍主要用于事后追溯。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海量视频数据的实时分析与行为预判正逐步成为可能。在这一背景下，监控将不再局限于可见空间，而如同毛孔般渗透至生活的每一细节。个体的呼吸、心跳、体温、内分泌水平，乃至脑电波等微观生理信号，都可能被高精度捕捉与智能解读。
如此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能力，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后果。一旦被垄断于少数掌控技术与制度权力者手中，极有可能演化为对公众行为与心理状态的系统性操控。在这一前景下，民主制度赖以维系的自由与隐私基础将遭受严重侵蚀，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的幽灵或将借助技术之力卷土重来。
在古代的科层制政体中，虽然名义上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但实际的治理结构依赖于分层官僚系统的运行，权力因此在层级拆解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散。即使是最具专制色彩的帝王，其权力也往往难以逾越宫廷的围墙。看似拥有整个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实际上却必须依赖庞大而复杂的官僚体系，而该体系的运作依赖各级官员的理解与执行。
在具体实践中，地方官员常常通过推诿责任、选择性执行命令，甚至借助信息不对称，影响政策的最终落实方向，从而维护自身利益。皇帝的意志在制度层面受到诸多制约，尤其当其旨意与大多数文官集团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难以真正贯彻，甚至可能因此招致政治反弹，危及其统治地位。
此外，出于维稳或私利的考量，地方官员往往通过隐瞒真相、歪曲事实乃至捏造信息，向中央呈报对自身有利的片面情报，进而影响皇帝的认知与决策。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结构性问题，在中央集权体系中长期存在，严重削弱了皇权的实际效能。
在AI时代，这一切都将发生根本性变革。密布如毛孔般的传感器将实时捕捉每一个角落的动态，通过精确算法进行分析与处理，并迅速汇总至更高层级的决策系统。在这一完整的信息循环链条中——涵盖采集、整理、传输、决策、下达与执行——人的参与被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自动化与智能化。没有信息扭曲，没有中间延迟，只有高度的精确性与执行效率。
类似的变革早已在自然界中显现端倪。以恐龙为例，其体型的上限，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神经信号传导速度的物理极限。当个体体长过大时，神经无法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将远端信息传送至中枢神经系统，大脑也就难以对环境变化作出实时反应。这种“反应时差”限制了巨型生物的行为协调与生存能力。
组织亦如是。无论是企业、机构还是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信息瓶颈”。如果无法实现对全局信息的实时集中处理，就必须赋予边缘节点一定的自主裁量权，以维持整体运作的灵活性与效率。正因如此，早期大型组织的治理不可避免地依赖分权。例如在19世纪以前，通信手段极为落后，一封信可能需数月才能传至殖民地或偏远地区。在这种技术条件下，中央无法实现高频指挥，只能赋予地方机构相应的自治权。
而今，信息技术的飞跃——特别是AI赋能下的数据流实时化、决策智能化——正在重塑组织边界与治理方式。高度集中的实时管理，成为可能。
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 A. Hayek）在其对计划经济的经典批判中，提出了一个至今具有深远影响的核心论点：中央计划无法获取并处理分散在千千万万个个体之间的“本地知识”。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之所以优越，是因为价格机制能够以分布式、无须中央协调的方式，动态整合个体对资源稀缺性、偏好与预期的判断。而计划经济则试图通过中央权力搜集与处理海量信息，却不可避免地陷入“知识的不可集中化”困境，导致资源错配、低效甚至失败。这一论点在其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与《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中得到了系统阐述。
然而，在AI时代，这一根基性的批评可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得益于大数据、传感器网络、边缘计算与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央政府或超级组织理论上能够通过AI系统实时接收、分析和处理来自社会每一个角落的状态信息。无论是全国每一条道路的通行状况、每一个工厂的产能负荷、每一位个体的健康指标和心理状态，甚至某一地区突发事件的动态变化，均可被高频采集与智能化整合，构建一个几乎“全知”的治理视角。
在这一高度智能化的中央系统架构中，政府有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效率与准确性实现对经济系统的动态管理，从而实现过去计划经济所未能达成的资源最优配置。这种“AI增强型计划经济”的设想，或可被视为对哈耶克命题的一种技术性回应——当中央不再因计算与传输能力所限，是否意味着其也能掌握和处理“本地知识”？
然而，这一设想并非毫无争议。首先，即使AI能够获取并分析详尽数据，个体偏好与人类行为本身的非线性、主观性与易变性仍构成不可预测性。其次，数据的质量、模型的偏差与决策的合法性问题亦不可忽视。更根本的问题是：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评不仅是计算能力问题，更是关于自由、自治与知识分布结构的哲学性反思。在AI集中化治理的场景下，是否会产生一种更具效率却失去自由的“数字极权主义”，正是当代学界热议的议题。
如果中央机构无法有效获取社会各层级的实时信息，并作出迅速、精确的响应决策，那么个体、组织乃至地方政府就必须保留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与自治空间，以适应环境的动态变化。这种“去中心化的灵活性”正是传统组织与治理体系得以运行的前提。
然而，随着AI技术的广泛部署，中央系统的感知与计算能力正快速逼近全知全能的极限。一旦中央具备对社会运行状态进行毫秒级响应、毫米级精度监控的能力，个体的自由空间将被根本性压缩。在此情境下，个体不再拥有任何信息优势：我们所能感知的，仅仅是自身所处环境的局部；而中央AI系统则通过传感网络、数据聚合与模型预测，全面掌握每一位个体的状态与行为趋势，形成对全局最优的掌控。
在这种结构中，自由不再是选择的结果，而成为效率的牺牲品。正如一位执行战术任务的士兵，其行动必须严格听从远程指挥系统的安排。士兵自身所见所知，仅限于战场前线百米范围内，而AI系统则通过卫星影像、战场传感器、敌我识别系统等手段，获取全面战场信息并下达最优解指令。在这种模式下，任何“主动行动”反而可能破坏整体战略最优解，因此放弃主动性、服从AI指令成为最理性选择。
这正是AI重构自由问题的核心所在——当中央系统不仅拥有信息优势，更拥有运算与决策优势时，个体行为的“自由选择”将在效率逻辑中失去正当性。不仅如此，这种结构性依赖还可能在无形中将我们驯化为“算法的执行端”，从而引发深层的伦理与制度危机。
这种建立在对全局信息的垄断与精确控制之上的极致治理模式，正严重动摇民主与自由赖以存在的根基。当个体无法拥有对自身状态的隐私控制权，也无法在认知上超越中央系统的“全知视角”时，所谓“自由意志”将被降格为系统中一个可调参数，乃至彻底剥夺。民主制度所依赖的多元性、言论自由与政治协商空间，也将在高度集权化的算法治理下被边缘化，甚至消解。
在这一治理范式下，极权制度或将以“高效”、“最优”与“无失误”的名义卷土重来，不再依赖意识形态宣传或暴力镇压，而是借助社会机器的精密运行机制，精准打击每一位异见者，将任何尚未萌芽的反抗意图消灭于无形之中。个体将不再是具有能动性的公民，而是一个可被建模、预测、调度的变量。
这种未来景象早已被无数科幻作品所预言：在电影《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中，警方依靠“预知系统”提前逮捕尚未实施犯罪的人；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与《Equilibrium》中，个体通过基因工程或药物干预，被系统性地剥夺情绪波动与反抗冲动，只留下顺从、稳定的“社会齿轮”；而在《Gattaca》中，基因筛选技术直接决定个体的社会等级与命运，反抗与非理性被从源头上排除。
一旦这类技术逻辑由国家权力或少数技术寡头掌握并制度化运行，社会将不可避免地滑向一种“计算统治”（algorithmic governance）的新型极权主义。在这种体制下，“高效率”成为压制自由的合法性话语，“社会和谐”则成为消灭多样性的正当理由。
届时，正如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绘的那样，“老大哥”将无处不在，永不消失。然而，不同于小说中那个通过屏幕与铁幕监控一切的实体统治者，AI时代的“老大哥”不再需要具象化为一个人。他可以是一整套分布式人工智能系统——既无面目，也无中心，却能全时运行、全域感知、全域统治。
“铁幕”也不再是墙上的监控屏幕或街头的摄像头，而是嵌入皮下组织的纳米级芯片，从个体诞生之初便随身携带，实时监测其身体状态与心理变化。这种监控机制将延伸至人的神经系统与意识层面：AI在你形成自我意识之前就开始记录你的反应模式与行为轨迹。它学习你的情绪节奏，预测你的心理波动，甚至比你自己更早觉察到愤怒、焦虑、抑郁或冲动的萌芽。
更具颠覆性的可能在于，AI不仅“知道你”，还可以“调控你”。通过向体内微注激素，或精确刺激大脑中负责奖赏、恐惧、服从等功能的神经区域，它能够不显痕迹地“引导”你逐渐趋于稳定、顺从，乃至自愿接受这一过程。在这种状态下，个体自由不仅被监视和削弱，更可能被“优化”和“重构”。
“老大哥”真正成为一种无形的系统性存在——既不需要命令也无需恐吓，其影响通过数据流、算法决策与生理干预静默施加。正如奥威尔所警示的那样，最可怕的统治不是你知道你被监视，而是你不再意识到自己在被塑造。到那时，自由的丧失将不再通过暴力强制完成，而是以“安全”“健康”“情绪管理”与“幸福最大化”的名义，悄然实现。
在弥尔顿的笔下，堕落的天使撒旦以不屈的姿态发出惊世之语：“宁为地狱之王，不作天堂之仆。”这是对自由意志最后防线的悲壮捍卫，也是对服从与秩序之间张力的深刻揭示。
但在AI时代，这样的选择还可能存在吗？当一个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系统从出生起便嵌入我们的身体，理解我们的情绪，调控我们的欲望，预测甚至重构我们的意志，自由是否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抑或只是算法中的变量？在一个技术理性统治下的世界里，撒旦的反叛不再是英雄主义的象征，而成为系统错误需要修复的“异常信号”。而我们，是否还愿意承担那被视为“异常”的代价？
自由的终点，不是被夺走选择的权利，而是在选择之前，我们的意愿已被改写；在起心动念之前，系统已为我们决定了路径。我们仍以为自己在行动，其实只是程序在运行。
正如罗曼·罗兰所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而我相信，真正的英雄主义，不仅是认清真相后的热爱，更是在看不到光明时依然相信光的存在，在无路可行时仍执着于出口的可能。它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而是一种深知风险、却仍选择担当的信念。
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未一帆风顺。从自然灾难到战争浩劫，从制度失灵到技术异化，我们不断被历史推向选择的十字路口。站在人工智能与制度变革的时代浪尖上，我们的处境或许并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更安全。正如在电影《复仇者联盟：无限战争》中，奇异博士借助时光宝石模拟了逾一千四百万种未来，才找出唯一一条通向胜利的路径。我们通往未来的道路，同样崎岖、狭窄而危险，但我们依然必须寻找那条不将人类推入深渊的制度性出路。
真正决定人类命运的，从来不是技术工具，而是人类能否建立起足以调节风险、保障尊严的制度框架与伦理边界。我们未必能够阻止技术的发展速度，但我们可以通过集体意志、公共治理与责任机制，为未来筑起安全的护栏。
清晨醒来，微光透过窗帘缝隙倾洒入室，空气中带着草木被露水打湿后的清新。孩子已早早起身，在院中欢笑奔跑，笑声清澈而明亮。一切看似平凡，却是一代人理性选择的回响。在那个瞬间，我们深知，正是我们这一代人不曾退让、不曾放弃，才避免了潜藏于未来的无数恐怖场景成为现实。是我们在制度设计中的清醒与担当，为下一代守护了自由与尊严，争取了成长的空间与选择的权利。
他们将生活在一个更加公平、广阔、充满可能性的世界。他们可以在没有压迫与恐惧的土壤中自由探索，追寻理想。这，不是奇迹，而是我们在历史关口作出的正确选择，是我们不肯放弃希望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