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ansition from an epoch of stagnation to an era of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signifies the onset of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transformations in human history since the emergence of Homo sapiens in Africa nearly 300,000 years ago. On the heels of millennia of largely stagnant living standards across world regions, the past two centuries have marked the onset of a profound metamorphosis: life expectancy has more than doubled and global per capita income has soared fourteen-fold (Figure 1). The core impetus of human life — historically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at of other species and driven by the pursuit of survival and reproduction — has radically evolved, transform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cross the globe.

根据著名经济增长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说法，在公元1年到公元1820年，西方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06%，亦即每个世纪增长6%。经济评论家史蒂文·兰兹伯格对此做了简要阐述：

现代人类最先出现于大约10万年前。而在接下来的大约99800年中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当然，并非绝对没有事情发生，其间有战争、政治阴谋以及农业发明等。但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对人们的生活质量产生多大影响。几乎每个人都过着相当于现代年均收入400美元到600美元的生活，略高于温饱水平。在那之后的大约200年，人们开始变得越来越富有。并且，日益富裕这一趋势仍在继续。

在自来水出现之前的时代，大部分城市工人阶层家庭都需要承担与水有关的体力劳动，而这些劳动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相对较少。根据1886年的一次计算，“一个典型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家庭主妇每天需要取水8到10次。洗一次衣服，包括洗涤、开水烫和漂洗需要耗水大约50加仑。一年下来，她提着水走过148英里，并运送了超过36吨水。”家庭主妇不仅需要取水到家，还要将脏水运出去，更不用提倒夜壶这种不愉快的事情了。

我们的研究起点是1870年，但这并不意味着矮化先前半个世纪的进步。1820年的世界几乎是中世纪的，这是一个用烛光照亮的昏暗世界。那时，人们使用偏方来解决健康问题，出行速度顶多是马或帆船的速度。那半个世纪的三项伟大发明，即铁路、蒸汽船和电报，为1870年之后的更快速进步奠定了基础。当北方的火车将北方军队运送到前线、北方蒸汽船封锁英国人对南方的物资供应（这加速了南方的战败）时，美国内战自身很好地展现了这些发明。半个世纪以前，新奥尔良战役于1815年1月8日打响，而此时结束1812年战争的《根特条约》都已经签订三周了。在电报和海底电缆发明之前，消息传播非常缓慢。但在美国内战期间，一旦战役的结果出来，日报会在短短数个小时内将其公之于众。

使这个世纪如此独一无二的，不仅是其变化的程度，还包括实现这些变化的速度。在1880年还没有一个家庭通电，但到1940年几乎百分之百的美国城市家庭都通了电。在同一时期，使用洁净自来水并通过下水管道处理废弃物的城市家庭的比例也达到了94%。到1940年，超过80%的城市家庭安装了室内抽水马桶，73%的家庭使用煤气取暖和烹饪，58%的家庭装有集中供暖系统，而56%的家庭已经购买了机械式冰箱。简而言之，1870年家庭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相隔离，但到1940年通过“网络”相互连接，大部分家庭实现了五通：通电、通气、通电话、通自来水和通下水道。

我将1870—1970年标记为“特殊世纪”，这意味着1970年之后的年份将不再那么特殊。首先，技术进步开始放缓。除了少数显著的例外，1970年以后的创新步伐已不再像特殊世纪的发明所推动的那么广泛，那么深入。其次，在1970年之后，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意味着创新的果实不再由人们平等分享：尽管那些处于收入分配顶层的人们仍在继续成功发展，但是收入分配中层和底层的美国人民在不断增大的经济蛋糕中分享的份额正在减少。

特殊世纪之所以特殊，不仅因为日常生活已经完全改变，而且在于这些改变发生在与电、内燃机、健康、工作条件以及住宅网络化等领域密切相关的诸多方面。1970年以后进步仍在继续，但是主要集中在娱乐、通信和信息技术领域，这些领域的进步不会像伟大发明的副产品那样丰硕壮观，那样突然迸发。相反，变化是演进式的、连续的。例如，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电视机的出现和普及导致电影院的上座率直线下降。但是，电影并未因此消失，相反，它们日益成为电视节目的中心元素，在有线电视开通数百个频道之后尤其如此，因为这些有线电视频道需要为观众提供节目。类似的，电视机并没有淘汰收音机，而是使收音机的角色从起居室家具中的主要成员转变为一种便携式小型装置，并更多地成为车载设备。同样，也没有其他事物出现来淘汰电视；相反，电视技术变得更好，其表现之一是高清彩色大显示屏成为标准。

从1876年发明电话到1983年打破贝尔电话公司的垄断局面，固定电话在通信领域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一个多世纪。从那时起，手机的出现使越来越多的家庭放弃使用固定电话。与1970年以前相比，信息技术以及它所支持的通信在1970年之后取得了更快的进步。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型计算机到80年代的独立个人计算机，再到90年代的联网个人计算机，最后发展到最近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这一转变是所有变化中最快的。但是，同样的，这一转变仅仅与人类经历中很有限的范围相关。在2014年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全国所有企业和家庭的电子娱乐、通信和信息技术（包括购买电视、音频设备、手机服务）等方面的全部开支所占比重大约仅为7%。

与娱乐、通信和信息技术相比，其他领域的技术进步在1970年之后更是缓慢。冷冻食品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在食物可得性方面的重大变化只体现在更广泛的多样性上，尤其是民族风味特色餐饮、反季节蔬菜和有机食品。除了款式和原产国之外，在服装方面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改变，但是服装进口已经使美国国内成衣行业几乎全部停工。到1970年，厨房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家用电器，微波炉是1970年以后唯一产生较大影响的家电产品。汽车在2015年的基本作用同1970年别无二致，即运输人和货物，尽管它们已经变得更加便利和安全。如今航空旅行的舒适度甚至已经比不上1970年，因为座位设置越来越拥挤，同时长长的安全警戒线也使飞机离港过程耗时更长、压力更大。

本书的主题是美国的生活水平。自1870年以来，美国一直在开拓技术、推动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突破到哪里，西欧主要国家就会跟随到哪里，而日本直到“二战”之后还相对落后。两次世界大战都极大地延误了19世纪后期的伟大发明在欧洲和日本的应用，以至于到1950年西欧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一半。当欧洲进入被法国称为“辉煌三十年”（1945—1975年）的时期时，欧洲人正在追赶美国在几十年前开创的技术前沿。事实上，有人声称1948年法国人口中能够使用电力和汽车的比例大致等于美国1912年的相应比例。

通过横贯大陆的铁路和即时电报通信，整个国家连为一体，标志着到1870年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多么大的提高。自古罗马时代以来，农民的生活并未发生多大改变，而到1870年以前，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沿着多个方向撒播它的恩泽，尤为重要的形式包括蒸汽发动机、轧棉机、铁路、轮船、电报通信以及基本的农业机械，这些都极大地减轻了农场中体力劳动的负担。如果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端可以追溯至1750年，那么它在改善生活水平方面的速度是相对缓慢的，正如许多史料记载的一样，包括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的作品。本书选择将1870年作为起始点，不仅因为大量可得的经济数据只能追溯到1870年，也因为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在1870年之后的30年里明显加速。

19世纪末带来伟大发明的企业家不只包括托马斯·爱迪生和莱特兄弟在内的美国人，也包括卡尔·本茨这样的外国人，是他们创造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绝大部分成就，这些成就使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在1870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个人发明家不只提供了新产品，例如从电灯到汽车，从加工的玉米片到收音机；也带来了新的服务，如百货公司、邮购商品目录零售业以及高速公路旁边的汽车旅馆。虽然本书的覆盖面从1870年开始，但我们不应该忽视之前发明家的作用。1870年前做出著名发明的美国人有塞缪尔·莫尔斯，他于1844年发明了电报；赛勒斯·麦考密克，他于1834年发明了收割机。在他们之前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英国发明家，包括托马斯·纽科门和詹姆斯·瓦特（蒸汽机发明者）以及乔治·斯蒂芬森（铁路发明者之一）。

长期经济增长的大部分研究试图按照投入要素的不同来分解增长的源泉，特别是工人工作小时数和每个工人每小时的物质资本量，以及扣除劳动和资本之后的“余值”。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开创性的研究中最早定义了余值，通常我们把这一余值称为“索洛余值”或更正式的名字“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反映了创新和技术变革的作用，但其实也反映了创新之外其他类型的经济变革，比如大量劳动力从农村低生产率的工作转移到城市高生产率的工作。索洛发现，令他自己和其他人惊讶的是，1910—1950年美国工人的人均产出只有13%的增长来自人均资本增加；这个著名的结果看起来是“资本主义剔除了资本”。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创新的联系通常忽略了创新是每个工人每小时产出增长的最终来源，而不仅仅是除去资本投资后的剩余。资本投资本身的增强和减弱不仅取决于商业周期，还取决于投资于新发明或产品改进带来的潜在利润。没有创新，就没有人均资本积累。正如埃弗塞·多马在1961年写的一句名言，没有技术变革，资本积累就相当于“在现有的木犁上堆放木犁”。

技术变革直接提高产出，并诱导资本积累，以生产新发明应用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建筑物。此外，创新是资本质量改善的来源，例如，从旋转拨号电话过渡到iPhone，或从马钱特计算器到运行Excel的个人计算机。将资本投入予以加总的传统测算方法对易耗资本如计算机赋予比耐用资本品如建筑物更高的权重，实际上使资本投入指标掩盖了创新对推动投资从建筑物转向计算机的贡献。

技术变革使教育和资源再配置成为创新以外的其他增长来源。然而，这两者也依赖于创新提供的必要回报，使投资留在学校，或从农场转移到城市。这就是为什么从罗马时代到1750年之间，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农民生活大致保持不变。农民没有激励接受良好的教育，因为在1750年左右开始的创新浪潮之前，除了知道如何用犁耕种之外，多获取知识并没有什么回报。同样，1750年之前没有创新，劳动力从农场到城市的再配置也没有发生。这需要那些始于18世纪后期的创新，那些创造了伟大的城市工业的创新，由此能够提供更高的工资激励，诱使数百万农民放下犁耙，迁移到城市。

因此，增长的每一种来源都可以还原为创新和技术变革的作用。那些开发特定产品和产业的先锋被熊彼特称为“创新者”，他们是一些“敢于冒险、乐于投机、不安于现状、富有想象力，更重要的是热衷于利用新发明的人”。这些创新者，特别是独立创业或小规模合伙企业中的创新者，是最终的风险承担者。他们的发明可能让他们创办大公司，也可能被更高效和性能更好的其他发明替代。或者，他们可能有一个前景看好的创意，但是无法找到资金来开发创意。个人层面的发明“绝不是机械的、自动的和可预测的，机会起着巨大的作用”。

1970年之后的经济增长既让人眼花缭乱又令人无比失望。解释这个悖论的关键是：1970年之后的进步已经逐渐转向人类活动的一个狭窄领域，这些活动与娱乐、通信、信息收集和处理有关。对于人类所关心的其他事务，包括食品、服装、住房、交通、健康、家庭内外的工作环境等，无论是从定量还是定性的角度看，在1970年之后进步速度都已经放缓。

衡量创新和技术进步速度的最好标准是全要素生产率，它主要用于衡量相对于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而言产出增长有多快。1970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几乎只是1920—1970年相应增速的1/3。

除去教育和资本深化的贡献之后，剩下的部分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们通常称之为“索洛余值”，用增长理论和增长核算的最杰出缔造者罗伯特·索洛的名字命名。这一测量指标是说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潜在效应的最佳代理变量。结果令人吃惊，因为教育和资本深化的贡献在每个时期几乎相同，所以中间时期劳动生产率的较快增长都源于更快的创新和技术进步。在本书之前，我已经用“大波浪”来提醒人们注意美国经济史的这一方面

为什么1920年以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那么慢？为什么1920年以后的50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如此迅速？

保罗·大卫给出一个主要假说，他对电动机械和电子计算机的演进提出了一个如今广为人知的类推。1987年，罗伯特·索洛嘲讽道：“你随处可见计算机时代，但就是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中看不到。”实际上，保罗·大卫回应道：“稍等。”他认为电动发动机和其他电动机械的先例表明，在伟大发明与其生产率增长的回报之间需要一个很长的孕育时期。保罗·大卫提出，从托马斯·爱迪生1882年在下曼哈顿区建设珍珠街电厂，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制造业电气化带来生产率增长不断高涨，之间差不多间隔40年。他认为，电气化在制造业中的实现之所以滞后，不仅因为需要时间来发明和完善机械，而且需要电力价格自身的大幅下降。

在1990年的文章发表仅仅几年之后，大卫的类比便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美国总体生产率增速在1996—2004年开始猛增，几乎是1972—1996年相应增速的2倍。但是，这一类推在2004年之后被打破。在经历8年的激增之后，劳动生产率增长再次回归到1972—1996年的缓慢水平，尽管平板电脑、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在2004年之后的10年里迅速普及。与此相比，在20世纪20年代电气化对工业效率的促进持续了8年以上。生产率增长在30年代后期开始加速，并且持续到了40年代，从而带来了图1.2所示的1920—1970年令人瞩目的年均增速。

大卫关于发电机/电脑的类比只维持了8年，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电力革命比计算机革命更加重要。而且，1920年以后的生产率高涨并不仅仅依赖于电力，还依赖于内燃机。毫不奇怪，汽车对1920年以前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很小，因为它们仅仅在之前很短时间才出现。1900年登记汽车数量仅为8000辆，仅在30年之后就达到2680万辆，美国家庭拥有汽车的比例达到89.2%。总体经济的生产率部分取决于工人（包括卡车司机和送货人员）可以多快地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正如20世纪20年代建筑热潮中安装了成千上万部电梯方便了垂直移动并提高了城市密度，汽车和卡车数量的增长也加速了人们在农村和城市间的横向移动。

食品、服装和住房，是人们生活的三大必需品。本章将讨论1870—1940年与前两种必需品有关的生活水平的演变，而第4章将讨论住房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变化，包括电气化、室内管道和集中供暖在彻底改变家庭生活方面的作用。与第4章中记载的改变截然不同，本章所探讨的变化是渐进式的而不是革命性的。

比人类所吃食品和所穿服装方面的改变更加重要的，是食品和服装的生产方式以及购买地点等方面发生的划时代变化。随着美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真实收入的快速增长，家庭自制食品和服装所占份额迅速降低，这就释放了之前参与家庭生产所耗费的一些时间。人们发明了许多新的加工食品，很多当今的著名品牌在19世纪最后30年里已经为人所熟知。

到1940年，57%的美国居民居住在2500人以上的城镇，该比例是1870年的2倍多。这个时期的美国城市变革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网络化。数十年内，美国的城市家庭以难以再现的速度实现了向网络化的巨大转型。每户家庭都通上了电，安装了电灯，不再用蜡烛和煤油灯照明，并且添置了种类日渐增多的家用电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使用两个以上的系统，其中一个系统用于供应洁净的自来水，另一个系统用于排放废水，户外厕所和化粪池被逐渐淘汰。富裕阶层在1880年之后，工人阶层在1910年以后，开始增加集中供暖。自1940年开始，大多数集中供暖系统都使用燃煤炉或者燃油炉。但是，那时的煤和燃油都是通过卡车运输，而不是通过管道自动输送。1940年，美国已经开始努力建立可靠的天然气管道网络。1890年之后，另一个网络即电话网络也快速普及（详见第6章）。

网络化本质上意味着平等。每个人，不管贫穷还是富有，都连接着相同的电力、自来水、下水道、燃气以及电话网络。虽然穷人比富人晚一些，但是，他们最终都能连接上同样的网络。相比而言，在1870年，网络化变革还未展开，当时的富人需要仆人来搬运生活必需的水、煤以及木柴，而当时的工人阶层以及中产阶层不得不自己完成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运送到中产阶层和上层社会家里的水也要比运送到工人阶层社区的水更洁净，但是，这类不平等现象到1929年在美国的城市大多消失了。

任何其他发明都没有像电灯的发明那样受人欢迎。在1879年至1880年整个冬天，数千人来到门罗帕克参观“未来之光”，其中也包括在有生之年其住宅都不可能实现电气化的农民。乘坐宾夕法尼亚州铁路旅行的乘客都可以看到爱迪生办公室发出的明亮光芒。1879年12月21日，《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用一整版向世界宣告了这个消息，它的长标题非常引人注目：爱迪生的灯光——伟大发明家在电气照明领域的胜利——小碎片——创造了光，没有煤气、没有火焰，比石油还便宜——棉线带来的成功。在1879年的新年前夜，3000人乘坐火车、四轮马车和农用运货马车齐聚爱迪生实验室，见证灯泡发出光芒。在那一天，实验室安排了开放参观日，用现代化的光芒开启了新时代。

与之前所有的灯光相比，电灯非常清晰，亮度有了显著提高。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爱迪生在向投资者和纽约市政府领导展示电灯的过程中，有一次是将300个户外灯泡同时关闭，随后瞬间同时打开。电灯最让人惊讶的一点就是，开灯或关灯只需要轻轻一按即可，这跟煤气灯需要一盏盏单独点燃或者熄灭非常不同。

只需要轻轻一按，真空玻璃内就会有光，再不需要与火苗连接，也不再需要小心摆弄，慢慢调整；灯光不会摇曳不止；灯不会翻倒、漏油、发出臭味，也不会消耗氧气；它不会点燃工厂里的衣服，也不会点燃牧场的草堆。孩子单独和它在一起也很安全。

从人类历史开始，旅行的速度一直受制于“蹄和帆”的速度。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蒸汽动力结束了这种缓慢的旅行。铁路旅行和蒸汽轮船旅行的快速发展，使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运输成本得以降低，长期停滞不前的经济开始飞速发展，许多新的商业形式和通信方式也应运而生。在我们研究的起点1870年，美国已经建造了6万英里的铁路运输网络，并且与各大陆之间都有蒸汽轮船通航。1869年5月10日，在犹他州秃顶山举行的“黄金道钉”庆祝仪式，宣告了第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完工，正如本书第2章所提到的，它是美国人民生活水平历史上的一道分界线。

GPTs have remade the US labor market, but their impacts often emerge only gradually. Before the advent of steam power, farmers hand-threshed wheat and oats with a flail or relied on horsepower (for example, Rasmussen 1982). Although steam powered machines were invented in the early 1800s, it was not until the 1860s that farmers began threshing grain with “iron horses”—steam-powered traction engines that mechanized agriculture and increased threshing productivity by a factor of more than a hundred. Yet adoption took place slowly over the next half-century. The mech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was only completed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e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by American tractor companies in the late 1910s and early 1920s (Olmstead and Rhode 2001). Similarly, while Thomas Edison invented the incandescent light bulb in 1879, electricity had barely been adopted twenty years later. Electric lighting was used by only 3 percent of US residences in 1899, and even as late as the early 1920s only half of US factory capacity had been electrified (David 1990).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on GPT adoption suggests that productivity growth follows a “J curve,” where growth is initially sluggish because new complementary investments are required (Brynjolfsson, Rock, and Syverson 2021). For example, steam-powered factories had to be organized centrally around inefficient and heavy driveshafts, whereas factories powered by electricity could spread out to accommodate a production line (for example, Du Boff 1979).

“Nevertheless, my framework also clarifies that what is relevant for consumer welfare is TFP, rather than GDP, since the additional investment comes out of consumption.”

正如铁路在1830—1850年需要进行一系列技术改进一样，汽车之所以在1910年左右成为一种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成为美国人民迅速向高生活水平飞跃的驱动力，也得益于它之前经历的一系列发展。在1890—1910年，人们克服了一些如今看来稀松平常，当时对汽车行业的未来却至关重要的挑战。转向装置是连接两个前轮的一根长杆，通过这种连接，两个前轮可以向一个方向前进。发动机从车厢座位下方移到了车辆前方，从而为安装更大的发动机提供了空间。火花塞、汽化器、变速器和自动启动器等都被发明出来，并慢慢得到了改良。在19世纪90年代，由于大规模生产自行车，解决了很多平常的问题，其中包括冷轧钢、精确的机加工齿轮、滚珠以及滚针轴承和充气轮胎的开发；在1887—1894年，对橡胶轮胎及其与金属车轮的黏合等关键技术，美国颁发了24项相关专利。

到1906年，威廉·迈巴赫开发出了六缸发动机，其动力与今天的本田思域等四缸发动机小型车很接近。这就是发明的速度，在内燃机发明后仅仅20年内，就已经生产出与今天的小汽车接近的汽车（虽然比较笨重）。这是本书主旨的一个经典例子——许多发明只可能发生一次，但随后会有长时间的持续改进。

许多历史学家早就意识到了“汽车诞生于欧洲，但是在美国被广泛接受”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汽车作为一种不太昂贵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其发展主要由美国人主导，特别是亨利·福特和其他的先行者，然而，内燃机和汽车的早期发展主要由德国人左右——本茨、奥拓、戴姆勒、迈巴赫，法国人别儒和莱瓦索也做出了一定贡献。在1900—1910年的10年间，汽车创新从德国向美国转移，不仅因为那时主要的德国企业家或者退休或者去世，还因为美国企业家狂热尝试效仿梅赛德斯和其他德国汽车制造商已经取得的技术进步。

刚开始的时候，汽车的发展比较缓慢。1900年，美国登记车辆只有8000辆，到了1905年才达到78000辆。与短途旅行相比，开车长途旅行比较困难；佛蒙特州一位医生和他的司机首次从旧金山开车到纽约，总共花了63天时间。汽车在刚开始的时候被接受的速度比较慢，这与明尼阿波利斯市城市工程师们于1906年对10个不同的24小时时段内的车辆计数结果一致。“每天平均而言，（数到的）马车有2722辆（其中2/3的马处于小跑状态），骑马的不到3位，骑自行车的有786位，汽车只有183辆。”

因为马的售价高，维护费用也比较高，所以导致骑马的人数比较少。整个转变发生得非常快。截至1917年，匹兹堡的一项类似调查显示，发动机驱动的车辆是马车的两倍，而且截至1927年，“那时候的市区不仅看起来、闻起来而且听起来都跟今天的市区是一样的，汽油驱动的车辆几乎是马车的50倍”。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小城镇俄勒冈的汽车发展明显要比匹兹堡早得多。根据1916年的一项相关调查，当时的汽车数量是马车的5倍以上，比率为1171∶215。

20世纪90年代末，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终于复苏时，出现了计算机和通信的联姻。突然间在1993年和1998年之间的短短5年里，独立的计算机能够通过互联网连接到外部世界，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网页浏览器、网上冲浪和电子邮件已经变得十分普遍。互联网服务市场爆炸式发展，到2004年，大多数当今的互联网巨头已经成立。在每一个部门，纸张和打字机被平板显示器取代，在这些显示器上运行着功能强大的软件。教授们不再需要订阅或储存学术期刊。相反，他们可以访问JSTOR（一个数字化的期刊网），它有8000家订阅机构，并提供2000多种期刊的全文阅读。

虽然第三次工业革命是革命性的，但与改变了一切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相比，它的影响只在人们活动的有限范围内被感受到。有些个人消费支出类别几乎感受不到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影响，包括购买在家消费的食品和外出就餐、服装和鞋子、汽车和让汽车移动的燃油、家具、家居用品和电器。2014年，全部消费支出的2/3用于服务，包括房租、医疗保健、教育和个人护理。理发和美容店引入了皮肤晒黑和美甲，但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对于修脚的客户来说，不管是在读一本杂志（如10年前会出现的），还是在Kindle上读一本书，抑或利用智能手机上网，修脚就是修脚而已。

这让我们又回到了索洛的妙语——“我们随处可见计算机时代，但就是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中看不到”。索洛的计算机悖论的最终答案是计算机并非无处不在。我们不吃计算机也不穿它们，也不开着去上班或者用来剪头发。我们仍然生活在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摆着家电的住宅里，仍然驾驶着与20世纪50年代具有相同功能的汽车，尽管更便利，更安全。

图17.2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平衡的含义是什么？2004—2014年0.40％的增长率可以被认为是与未来增长最相关的依据吗？还是说我们对未来的预测应该部分或主要基于1994—2004年全要素生产率1.03％的平均增长率？除了1994—2004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暂时的复苏之外，有几个原因使我们应该把这些年看作特殊情况，与未来几十年不相关。

哪些因素导致20世纪90年代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复苏如此短暂，那么快就销声匿迹？大部分经济领域已经从互联网和网络革命中获益，而且在这一经济活动领域，过去10年的生产方式变化不大。在整个经济中，到2004年纸质业务流程已经被数字化取代，到处都是平板显示器。电子商务和搜索引擎推动的日常生活革命业已很好地实现——亚马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4年，谷歌可以追溯到1998年，维基百科和iTunes可以追溯到2001年。成立于2004年的Facebook，现在也是10年以上了。未来创新会强大和广泛到可以复制1994—2004年生产率增长的短暂复苏吗？数据显示2004—201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到1994—2004年的一半，这表明最近10年商业实践的变化明显慢于之前的10年。商业实践的缓慢转型。集中在1970—2000年的数字革命彻底改变了办公室的功能。1970年，电子计算器刚刚出现，但电脑终端仍未出现。办公室工作需要无数职员操作电动打字机的键盘，电动打字机无法从世界其他国家下载内容、不能存储，从案情摘要到学术研究论文都需要不断地重新输入。从1970年开始到2000年，每个办公室都配备了连接网络的个人计算机，不仅可以执行文字处理任务，还能以惊人的速度进行任何类型的计算以及下载各种各样的内容。到2005年，平板显示器已经完成了向现代办公的过渡，宽带服务在家庭里已经取代拨号服务。但是，随后的进展放缓了。在世界各地，办公室工作使用的设备和办公室雇员的生产率都与10年前非常类似。同时，企业生产率继续得益于个人工作舒适度的持久提升，在1930年到1970年间每个工作场所安装空调后，舒适的工作环境就已形成。

与工作程序10年左右稳定不变不同的是，家庭生活不仅10年稳定不变，而且近半个世纪来都没有什么变化。到20世纪50年代，所有主要家电（洗衣机、烘干机、冰箱、炉灶、洗碗机和垃圾处理器）都已发明出来，并在70年代初进入了大多数美国家庭。除微波炉外，最重要的变化是由空调提供的舒适感；到2010年，美国近70％的住宅配备了中央空调。

除了空调，自1965年以来半个世纪的家庭主要变化发生在娱乐、通信和信息设备上。1965—1972年电视实现了向彩色的转变，然后在70年代和80年代有线电视的出现使节目种类进一步增加，最终由于高清信号和接收设备的出现，图像质量得到很大改善。百视达和网飞的出现使人们有可能租借无限多种有运动画面的DVD，这就使节目种类大大增加。在过去10年，家庭可以通过高速宽带接入网络获取娱乐内容和信息，智能手机使网络变得便携。但今天，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潜在市场已经饱和，消费类电子产品的进一步发展变得更难实现。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技术变化放缓在2014年消费电子展会（CES）上显露无遗：

但在某些方面，这个展览与以前的展览已经相去甚远。多年来，它一直是能发现一些真正创新的地方。1970年盒式磁带录像机在消费电子展会上推出。1981年光盘播放器在那里首次演示。1998年高清电视机推出，2001年微软Xbox推出。相比而言，今年的产品似乎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小网站的编辑说：“雇用了所有这些工程师，拥有所有这些工厂和销售人员的这个行业，需要你扔掉旧东西，买新东西，即使那些新东西只是稍微进行了升级。”

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平减指数下降的速度在1999年达到顶峰，为负14％，但此后稳步减弱，在2010—2014年几乎没有下降，连负1％都不到。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改善的速度放缓反映了信息和通信技术作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因素，其贡献急剧下降。吉尔伯特·塞特及其合作者对信息和通信技术贡献的最新估计认为，这个值从1995—2004年的每年0.52个百分点下降到2004—2013年的每年0.19个百分点

摩尔定律。我们在第13章了解到，20世纪90年代末，不仅是计算机价格迅速下降的一个时期，也是计算机芯片技术进步迅速变化的一个时期。摩尔定律最初形成于1965年，它预测计算机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将每两年翻一番。图17.7b中底部的水平虚线垂直距离为两年的间隔，代表摩尔定律的预测时间。黑线绘制的是实际倍增时间，1975—1990年，它以不可思议的准确性，几乎精确地遵循了两年的预测值。然后在1992—1996年倍增时间攀升至三年，随后1999—2003年间急跌至不足18个月。事实上，图17.7b所示的芯片技术加速进步是图17.7a显示的计算机设备价格与性能比迅速下降的根本原因。倍增时间在2000年达到了14个月的低谷值，与计算机平减指数降幅的峰值大致相同。但自2006年以来，摩尔定律已经脱轨：2009年倍增时间飙升至8年，然后2014年逐渐下降到4年。

肯尼斯·福拉姆考察了过去10年计算机芯片和计算机本身性能的较慢改进。他的数据表明，“时钟速度”，即计算机性能的一种度量尺度，2003年以来一直处于没有任何变化的平台上，尽管计算机芯片上附着的晶体管数量持续增加。他总结道：

本文研究和回顾的大量经验证据表明，自2003年以来，总的来说，在半导体制造业特别是微处理器制造业普遍存在价格下降速度和技术创新速度同时显著回落……半导体制造业创新速度的拉低，导致显著且普遍感觉到的经济下行。本着同样的因果关系，相对于更快的持续创新步伐有可能产生的效应，信息技术硬件价格下跌的放缓将降低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

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四个独特的因素——制造能力的急剧扩张，净投资比例的提高，计算机价格下降速度处于低谷与信息和通信技术资本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贡献下降有关，以及摩尔定律的时间变化。所有这些造就了如下情况：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时代非常独特，它把推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联系起来，使这两者的增速远超1970—1994年和2004—2014年的相应增速。在最近的数据中，没有迹象表明像互联网时代这样的事情会重现，2011—2012年制造能力的增长转负，2009—2013年净投资率降至勉强达到战后平均水平的1/3。

Focusing on the same measure of productivity we discussed in Chapter 7,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US average growth since 1980 has been less than 0.7 percent, compared to TFP growth of approximately 2.2 percent between the 1940s and 1970s. This is a remarkable difference: it means that if TFP growth had remained as high as it had been in the 1950s and 1960s, every year since 1980 the US economy would have had a 1.5 percent higher GDP growth rate.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 is not just a problem of the era follow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US productivity growth between the booming years of 2000 and 2007 was less than 1 percent.